| 沉重的崇高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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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11年05月08日 |
见不到一丝欢悦，看不出意得志满。他望着前方，思虑着，审视着。
照片之二：五十一岁的谢家荣摄于南京，时间：一九四九年。这是一张全家福。他和他的妻子吴镜侬前排坐着，他的子女站在他们的身后。
和三十年前的他相忧，他脸大了很多，壮实了很多，脸上有了细细的皱纹，头发更短，前额更开阔。眼睛依然充满锐气，但少了几份审视，多了几份苍凉。他依然着西装，打领带，白洁的衬衣领子依然耀人眼目。嘴唇和嘴角的线条也依然分明，但硬多了。
还是见不到一丝欢悦，看不出意得志满，他望着前方，期待着，忧郁的期待着。
照片之三：六十七岁的谢家荣摄于北京，时间：一九大五年。
这张照片与第二张照片相距十六年。那是变化很大的十六年。他不再穿西装，不再打领带，也没见有白洁的衣领，眼睛里不再有审视，不再有期待。他穿中式棉袍，腋下开襟布绳为扣的那种棉袍。他双臂抱胸，咧嘴大笑。一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笑，笑得像弥勒佛，像个不更事的孩子。
时间再向前跨进一年就是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六年，他将永远离去。他有这个预感么？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火药正在搬运，引信已在安装。他还没有听到爆炸声，但他不会不闻到火药味，不会不看到搬运火药、安装引信者忙忙碌碌的身影火火爆爆的语言。况且，还有古诗词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时的他，已是一座难挡风雨的破楼，那时的他，已是一只遍体是伤的老鸭。对山雨，对江水的感知，就更敏锐了。他本来就是位极敏感的人，他的预见性曾一次一次令同行倾倒，折服……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咧嘴大笑呢？而且笑得一无遮掩，其乐融融！
谢家荣出生在上海，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谢家荣排行老七，是七兄妹里唯一的一个读书人。谢家荣的大哥、二哥小小年纪就去当了学徒；二哥、六哥在贫病中相继死去。五哥过继，唯一的姐姐尚未完全成年就出嫁了。其家境的窘困可见一斑。
在生存线上挣扎，挣扎着凑钱让子女读书，哪怕只有一个，便成了谢家的传统。这个传统很重要。没有这个传统，日后，谢氏家族不可能为中国捧出两个科学院院士。
一九一三年，谢家荣初中毕业，考入农商部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地质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地质班。这个地质班很特别，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学历。
到了北京，到了那个地质班。他这才知道，他是班里唯一的初中生，其他的人，都是高中毕业。他的年纪最小。他的衣衫最土气。有人笑道，“上海来了个小土包”。
开始，他的功课很吃力，他是全班倒数第一名。
两年以后，他跃居前列。毕业时，他己是全班第一名了。
那个地质班是由两位中国地质事业的开路先锋主持的，他们是丁文江、章鸿钊。
那个学习班对基础理论与野外考察并重。在谢家荣著作的编年里，有一九一五年谢家荣还在地质班读书时的著作。一九一五年谢家荣才十七岁。十七岁便有了著作发表。发表的不是一首诗，一幅画，而是地质考察报告。不能不使人对那个地质班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式表示敬意。
一九一六年，谢家荣在那个地质班毕业了，他被公派去美国继续深造。那年，他十八岁。
就是在这一年，他撰写了六篇地质考察报告。有关河北、北京与江西六县煤与岩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至今尚存。
在美国四年，他没有忘记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在紧张的学习与操作之余，写了八部有关祖国的地质报告和地学论文。两部现存全国地质资料馆，六部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一九二０年，他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旋即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他回来后，先后就任农商部北京地质调查所及两广地质调查所技师、技正，还兼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
那时，谢家荣一月拿五百大洋。五百大洋是多少？那时的北京，一碗蹄花面值八分，一位保姆月薪三个大洋，包一辆黄包车一月八个大洋。谢家荣没过几年，便在丰盛胡同买了一套私宅，是满清一个破落王爷的房子，独门独户，有雕龙，有画柱。有回廊，一共三十间。北京电视台播映电视剧《皇城根儿》时，谢学锦对我讲起，那电视剧里讲的丰盛胡同的那些房子，好像就是他们家的，他小时候住过，印象极深。
那时候，正值军阀混战。混战的军阀似乎没有功夫关照学人、教授，于是谢家荣便有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平静与平和。他搞地学研究，他去野外考察，他教书，他著述，他恋爱，他结婚，他生儿育女。
他回国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九二一年的王门之行。和他同行的是翁文灏。翁文灏到后来成为一位两栖人物，既当地质学家，又当国民党的政治家。他出任过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在国民政府倒台的前两年，还当了几个月的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大官了，相应于“内阁总理”。他当这类大官是国民党政治的需要，笼络学人，支撑门面。他其实是误入歧途，他根本不是当官的料。别人也并不是真要让他当那个官。至今，作为地质学家的他留存史册，光辉不减，而他作为政治家的历史却成为一段笑料。
谢家荣和翁文灏一九二一年的玉门之行，史称：我国现代石油勘察的第一页。
是他们，第一次提出了玉门作为一个油田的工业价值。之后，谢家荣的一生便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二二年，谢家荣与吴镜侬依结婚。
吴镜侬原名吴醒民。这个名字与她当时处的时代有关，与她的个性也有关。醒民，唤醒民众之谓也。
吴醒民那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相当好学，也相当激进。吴醒民是江苏人，家境曾经十分段实，她的一位舅爷还当过北洋政府的内阁部长。吴醒民长得很漂亮。逢到北女师大放学时分，一些留洋归来的年轻学者便坐着黄包车朝北女师大赶，开始有人还互相询问；你去哪里？回答说：去女师大。去干什么？去看着吴醒民小姐！后来，他们件再互相询问了，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他们不满足于一睹她的芳容，他们希望赢得她的一颗芳心。
在众多的追慕者中，只有谢家荣经受住了吴醒民和她的父母共同的“筛选”。
吴醒民的父母那时也住北京。谢家荣一出现在这个家庭，未来的岳文便一眼认定；就是他了！
吴醒民的父亲认为谢家荣是个靠得住的人，一个极为本分的人。那时，他只在乎是否靠得住。从长相、学历、学识方面讲，其他的追慕者也不弱！
吴醒民的父亲说谢家荣是个本分的人说对了，他说他是个靠得住的人却恰恰说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谢家荣含辱故去，几天以后，吴醒民便自杀辞世了。结局极为凄惨。
我看见过吴镜侬青年时的一张照片。她的美丽与风度，她的质朴与大方，的确有一种震撼力。女师大校门前莘莘学子争睹芳容的场面也便有了一种震撼。
这张照片的背面，有她写的几行小字：“此十八岁时小影也，居诸虚度，回首前尘，依稀如梦。镜侬自记。”
这行小字写于何年，她的子女已难说清了。
她选择了谢家荣，便也选择了谢家荣日后的磨难与坎坷，选择了谢家荣和她自己死的方式。与这种选择相伴的青春的浪漫，爱情的神圣，人格的光彩，都已一一隐去，我看到的是两个字：宿命。
一九二三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就是谢学锦。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丰盛胡同那座有三十间房子的王爷旧居，过着平静、平和、富裕的生活。家里请有保姆、厨师，请有黄包车夫，黄包车夫还兼做花匠。日后，谢学锦被指称为资产阶级的大少爷，指的就是这段生活。
谢家荣夫妇一共生了五个孩于。学锦之后，是学钅英、学铨、学钫、学铮。学钅英是唯一的女孩，以后改名谢恒。兄妹五人个个都有金字偏旁，不是期待他们日后披金挂银，而是寄托着他们的一片希望：金的品格，金的品位。还暗示了对他们未来事业的关注。以后，除谢恒成为职业外交官，学钫成为空军军官外，其他的三位，都与地质找矿、矿业开发相依为命了。他们一位在地质部门，一位在石油部门，一位在冶金部门。冶金部门的学铨曾经是一位钢铁厂的总工，在唐山大地震中死去。石油部门的学铮，先前也在地质部门，他和他的妻子都是高级工程师。至于地质部门的谢学锦，不仅继承了父业，而且另辟蹊径，成为地学领域中一个方面的学科带头人，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权威和影响的勘查地球化学家，国际公认的地球化学勘查权威。
一九二七年初冬，谢家荣应友人之邀，举家南下，赴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授。
在广州期间，他碰上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和起义的失败。
谢学锦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谢家荣经受了怎样的内心震荡。那时的谢学锦还不到五岁，留在他记忆里的许多印象，是谢家荣日后经常提及的结果。这个“结果”，对谢家荣和谢学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谢家荣的不介入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政治”态度，在他那代学人里，大约也创造了一个第一！
从他一九二０年留学归国到一九三七年冬南下广州的几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足以改变人的一生，更何况敏感的学人了。
最大的事件便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军阀混战。刘和珍喋血。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逝世。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秋收起义、南昌起义。
现在，他又碰上了广州起义。
谢学锦记忆中的，是起义胜利那天和失败那天的一点一滴。
胜利那天，起义军冲进了中山大学，也冲进了他们的家。起义军每人的脖子上系着一块红布，这是起义的象征，也是起义者的标志。一位军官模样的起义军问谢家荣是干什么的，谢家荣回答是教书的。哪里教书？中大。是教授？是教授。那位军官便变得客气了，说了声打扰了，便招呼其他人一同退出了屋子。
起义刚开始时，国民党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见人就杀，特别是知识分子，越大的知识分于越危险。
二十二年以后，在谢家荣面临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的抉择时，他的眼前也出现过那位年轻共产党人客客气气的脸。
起义失败的那一天，谢家荣去中山医学院看病。他在诊室刚刚落座，几个国民党的军人使冲了进来，也不讯问，见脖于上有红布痕迹的人就抓。起义胜利的那天，许多人为了表示庆祝，也学起义军，在脖于上系块红布。那时的红布质量极差，极易掉色，掉在脖颈上的色，却又不知为什么一时半刻很难全部洗掉，这便成了参加起义的证据。谢家荣亲见一位医生与护士被带走了。几天以后，又听说他们被处决了。
这件事对谢家荣刺激很大，心里的震荡几乎留存了一辈子。他不仅经常跟谢学锦回忆这件事，而且一直为之困惑：怎么可以如此杀人呢？他还有一个困惑：国民党原来不是革命党么？怎么挥手之间，整个儿的就变了？也许这就是政治吧？他弄不懂政治，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更远地离开政治。他唯一能做的，不使自己和他负责的地方搞什么政治。二一九四六年，全国内战打响，谢家荣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他在这个处公开宣布：不允许国民党建什么组织，他甚至不允许这个处的任何地方挂蒋介石的肖像，不允许唱国民党党歌。他的理由是，这里不是政治机关，是科研与事业部门。一次，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部门通知他上庐山受训，他却跑到云南搞野外勘查去了。在国民党中央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个部门，不允许这，不允许那，这这那那都是限制国民党，限制国民党的政治，是绝无仅有的。这大约也可以称为谢家荣制造的一个独一无二吧！
也许，正是有了这类切独一无二，他才能在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测与地质找矿诸多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除了石油领域他那些开创性的活动，他的关于地震的研究和著述，被后人称作“掀开了中国地震学形容的划时代的一页”。他的关于陨石的研究和著述，创造了又一个“国人第一”，他编著的《地质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四年，共二百四十四页）是中国人自行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他在煤岩学的研究和著述，在国、内是开拓性的奠基工程，为国外同行称道，被称作“国际先驱”。在矿床学研究上，他是大师，是巨匠。在岩石学、古生物学、煤的显微镜研究，在金属矿、非金属矿的研究诸多领域，他都有涉猎，凡有涉猎必有成果，而且大多是属于开拓性的成果。他是理论研究者，是著作家，是教授，是野外勘察工作者，是找矿人，每一个领域都称得上硕课累累，成就卓著。这些领域，在他那里，又是一个有机体，被贯通，被融合，于是，便产了“１十１＋１十１＋１大于５”的奇妙效应。有人说，谢家荣集如此之多的领域于一身的能力和产生的效应，在中国地学界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这当然与谢家荣身处地质事业的开拓期有关。以后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越来越窄，要成为一个领域的通才与战略家也越来越难。但是，在那个时代，也并非随便可以达到他的高度的。正如已在许多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达•芬奇，人类至今以为是历史的一个奇迹。
非常可惜的是，日后，谢家荣这份能力与成就，被当作与政治无关或与政治有关只是与反革命政治有关，因而不仅未能使其继往开来，反而连同他这个人也一并被勾销。
谢家荣当然无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他卷起行李，举家北归了。
一九二九年，谢家荣携吴镜侬应邀赴德国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与交流。如前文已述，他的经费来源于日本返回的庚子赔款。本来要在德国呆三年的，结果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当然得回国了。前文已达，他一是要与国人共赴国难，二是不允许自己再用日本返回的那金钱。用那笔钱本来就是一种屈辱，再用，在他看来，与汉奸无二了。
在德国两年，他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还留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张照片摄于波茨坦。许多年之后，同盟国在波茨坦宣告全面对日作战，敲响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丧钟。许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孙子去波茨坦与他聚会，以他为镜，这一切是巧合么，
我早几年就听说过谢家荣和谢学锦先生的一些事迹，早几年就想写写他们父子，但我却犯了怯。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父子是了不起的专家、学者，但不是革命者；有人说得更为决绝：说他们从来不是革命者。他们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起码对谢家荣是如此。
七七事变后，华北很快沦陷。北京（当时叫北平）也在劫难逃。
沦陷区很快出现了日伪政权、维持会之类，中国人多，不缺汉奸。北平沦陷后，谢家荣竟没有马上出走，他仍然“赖”在北平，“赖”在他的地学研究与大学教育上。他大概太舍不得离开他的那套房子了，太舍不得丢下他的学者、教授的生活了。如果不是突然有人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说不定整个抗战期间他都会“赖”在北京了、是他的两位朋友带来了“皇军”的口信，这两位朋友也劝他出任。北大校长，并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上的，在中国学人的眼里，出任北大校长，抛开他担负的责任和传统不说，光名分，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是一个学人一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了。他的朋友说，即使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与日伪的维持会还不一样，它一不是政权机关，二又不是要改变传统。两位朋友话没说完，便遭谢家荣的痛斥。他们走后，谢家荣发了好大好大的火，说人不可貌相的，说这两个家伙也变成衣冠禽兽了！居然说得出口，要我为日本人办学！第二天，谢家荣便撇下妻小，离开了北平。
他再也不能“赖”在北平了。他在北平只有两个选择：要嘛，出任北大校长；要嘛，进日本人的监狱。他离开北平是化了装的。家里没有人送他，他要的便是轻装简从。那时候，北平城里的日伪宪兵很多，特别是火车站。离开北平，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他悄然登上火车，去了天津。通过天津的朋友，与英国人接上了头，在塘沽坐上了英国的一条邮船去了上海。他没在上海停留几夭，使假道武汉去了湖南，到江华矿务局当经理，主持开采湖南锡矿去了。
以后，谢家荣“奉命”离开了湖南江华矿务局，赴云南的昆明。那时候，为了开通一条盟军对中国战场的供应线，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名为叙昆的铁路。谢家荣受命到铁路沿线开展矿产调查，并且成立了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谢家荣出任总工程师。那时候的总工，不仅负责工程技术，还负责行政事务，他是事实上的第一负责人。这就更不能叫革命了，是受命于国民党政府了。
幸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爱国主义在谢家荣，既不是口号也不是旗帜，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感情的需求，与革命不革命毫不相干。
他一到云南的昆明，便托人带信，让留在北平的家小南下与他汇合，他不能把他们再丢在沦陷区了。
谢学锦说，他们接到父亲的来信时不知有多高兴！母亲吴镜侬高兴得都哭了。谢学锦那年从辅仁中学毕业，已是个热血少年了。满脑子都是抗日。现在终于机会来了，可以南下抗日了。谢学锦从小学起，就没有好好用功，成绩平平，母亲对他的期望又高，经常对他用“物质刺激”。比如，吴镜侬对他说，你如果得了一百分，将给你什么什么。谢学锦便要反问：如果得的是九十九分给什么呢？吴镜侬说：得九十九分给什么什么。谢学锦又反问；那么得九十八分呢？按那个架势，他是可以问到得了“０”分你给什么的，弄得吴镜侬哭笑不得。谢学锦小学毕业后，母亲希望他上北师大附中，结果，他的分数不够，进不去。吴镜侬强迫谢家荣去给北师大附中校长说情，“走后门”，那位校长与谢家荣过从很密，但还是不帮这个忙，结果谢学锦只上了个辅仁中学。谢家荣离开北平后，谢学锦更不把功课放在心上了，整夭读他的小说，一本《三国演义》读了个烂熟于心（说“倒背如流”太夸张，有些段落他倒真的能背得）。他读《三国演义》始于对战争的兴趣，对战争的兴趣又起于日本人老是侵略中国这个现实。他交的朋友，全是些激进分子，他们还躲在一起，认认真真策划过制造炸弹，酒瓶收集过许多，终因弄不到火药才作罢。现在好了，他和他的全家就要奔赴抗日战场了！在他的心目中，父亲离开北平是去了抗日战场！他不去谁去？他不去才怪呢！谢学锦说，他跟他父亲有两个地方极为相通：一是在学术上，二是在恨日本人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相通：对美食的爱好上。谢学锦至今喜面包、黄油、荷包蛋，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而且即便是在物质匮乏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下，他也能变魔术一般变出好吃的来，而且花样翻新。“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陕西蓝田时，就创造过“一鸡三吃”。不是指一只鸡吃三次，而是指把鸡的翅膀、大腿与胸脯分门别类，用三种不同的烹饪法侍候。并不以头上有右派帽子而以为鸡不可吃。他吃鸡，而且“一鸡三吃”，此等吃法至今传为佳话。在乌鲁木齐，我与他形影相吊了好几天，他就曾几次不避天寒地冻带着我满街找吃。乌鲁木齐雪后的路面非常滑，他穿的又是一双硬底皮鞋，这样，他在路上滑来溜去的动作便变成了“杂技”，比杂技还杂技，没规则。想到他那份对美食的爱好，为一份小小美食如此不计风险而且履险如夷、欢欢喜喜，便又觉得他的杂技有了舞蹈的优美，简直就是“冰上芭蕾”了。一次，找的是法式小吃，黄油、面包、咖啡，他吃得很惬意，走时把一顶淡黄色的线帽忘记在店里了。第二天，以找回帽子为由，他又邀我去吃了回法式小吃。一次，找的是家正宗川味面店，却吃了闭门羹，他并不罢休，及至打听到这店老板回四川休假去了，才不得已在另一家非正宗的川味店吃了一碗牛肉面。吃完便说：“正宗与非正宗是不一样的。”说得极为认真，甚至加了个“注释”：“人的口腔是很难受骗的。”好像在写他的学术论文了。我便直乐，请他用英语把这两句话说一遍，他便说，说得也极为认真，说完便轻轻一笑。问我：“我是不是像个孩子？”我说：“有点儿。”他说：“只有点儿？”但他在吃公家时却没有这份率真与舒展，吃公家的事是时有发生的。一回，宴罢归来，他觉得疲劳之极。他说，他坐在那里，就像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一般，每个人又被一个小玻璃罩罩着，一个个都变了形，而且光怪陆离。接着他便感叹：我父亲是位品味很高的美食家，但却憎恨吃公家。他经常到馆子请人吃饭，都是自己拿钱，我如果学他，别人还会把我当怪物。话又讲回来，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请客，斯文不起来。
吴镜侬高兴过了头，在离开北平前，她以很低的价钱把那有三十间房子的“王爷旧居”给卖了。许多年以后，她才后悔不迭。后悔的不是没卖出好价钱，当时人心惶惶，人心思走，卖不了好价钱。她后悔的是根本不应当卖。她当时只想快快离开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而且要离开得决绝。谢家荣早年在北京那个地质班有位叫叶良辅的同学，也是颇负盛名的地学家。日本打进杭州前，浙江大学内迁，叶良辅是浙大教授，勿忙中没能把他在杭州的房子卖掉。浙大后来迁去贵州，谢学锦后来成为浙大学生，叶良辅对谢学锦说：还是你妈妈有办法，把房子卖了，我那房子现在不是被日本人烧了就是被日本人占了！语中颇多后悔。待到抗战胜利，浙大回到杭州，叶良辅一看，房子还在，仍归他。而谢家荣一家却没有此等好事了。日后，吴镜浓每次搬家，都要为住房犯愁，就要后悔。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夜晚，谢学锦也为之唏嘘：“当时那房不卖就好了。”而当时，谢学锦是极力主张卖的。房子不卖，又没人住，变成空房，空房日本人是要征用的。“烧了也不给日本人！”真个是此一时彼一时。
是时，在叙昆铁路沿线，谢家荣正开创着中国地质找矿的一个新局面，也开创着他人生的一个新局面。他从西南联大请来助教和一些毕业生，在从昆明到威宁近百公里的线段上展开地质调查。这是在日机轰炸下的工作，这是在物质极为匮乏下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云南的未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地质事业和矿山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和推动。由他主持并亲自执笔的这一地段的地质矿产调查（附有1：10万地研矿产路线图），被后人称作“奠定了云南东部地质与构造的基础”。
几年前，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搞成立三十周年庆典，面对着首都几个大报的记者，西装革履的谢学锦宣布说。中国地球化学填图领先世界！
几天以后，首都几个大报发表了他的这个宣布，新华社还用五种文字向世界作了宣布。
谢学锦作此宣布时没有用“震惊”这个词，但实实在在震惊了我。我于是又想写写他和他的父亲了。我走访了他的一两位同事和学生，他们讲给我的更多的不是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是他遭受的磨难和不公。这使我望而却步了。我对磨难和不公，有一种近乎生理的恐惧。
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我走进了他北京的家门。
那就说说他的家吧。
凭心而论，如果谢学锦不是一位身负重任的科学家，如果他家又没有太多太多的书，他的那套住房，在北京已经不错了。我说这个不错，参照的是北京的普遇市民。北京的普通市民里，还有无房户、特困户、危房户呢！我当然不会把他跟司局级以上的官员相比，虽然谢学锦也当过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进入过司局级系列，但现在不过是一位名誉所长。名誉所长讲的就是名誉啊！
那套住房共三间，无厅，有厕所、厨房，全部居住面积也只有三十二平米。
三间房子分大中小，大间是客厅，置沙发、饭桌、茶几、书桌、冰箱，墙上有名人字画、挂历、手工工艺品，窗台上有盆景，各式各样的花。冰箱上放着泥人、玩具。我们在客厅落坐，落坐后就不敢起身，更不用说走动了。沙发对着茶几，茶几对着另一套沙发。两套沙发都可坐人，两套沙发都只给你留下放胆放脚的空档。谢学锦说，他的茶几很好，请我们欣赏欣赏。他说，几个月前几位外国客人不请自来，进了屋，也如你们这么坐了一会，他们不约而同地夸他的茶几！谢学锦不无得意地说：他们还算有点眼力！他那茶几是木制的，做工还精细，但也精细不到哪里去，那木料也并非名贵木料。于是，我心里说，他们总得夸呀，不夸茶几，难道还要夸你这间拥挤不堪的会客室么？谢学锦见我们坐得很局促，便解释说，沙发放多了，使房间变小了，可我的客人多，有时一来一串，又不能让客人站着。说说窗前的书桌，名为书桌，桌前却没有放椅子的空间，是杂物桌了，但桌上放的又不只是杂物，还有一台微机。谢学锦见我的眼光望向微机，便说，那是我在德国的儿子送的，想使我的办公自动化。等我能自动了，它再自动吧！说着，便笑。轻轻笑，不无得意的笑，为自己的幽默。幽默是极好的东西，是智慧，是健康，是智慧和健康的养料和润滑剂，是烦恼和窘迫的解毒剂和松节油。但他又未能幽默到底，他突然叹了口气，说，这房子再大点就好了，难就难在展不开图纸。而他的工作，天天要和图纸打交道，有时来人一抱一大摞，只好去卧室，摊在大床上看……看看他的卧室吧，一张双人床居中而置，靠里墙立着两个立柜，立柜上放着木箱，箱子上码着书籍，直到楼顶。床与立柜之间的走道，靠里的一头被书籍和大大小小的影集占据。靠窗的那边，也是书。高高的码着，像一溜书墙，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书库，却又没有一张书架。书架是有的，放在书房。看看他的书房吧，说是书房，不如说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个书架靠墙而立，一直快码到天花板。书架上有书，有资料盒，还算齐整。书架外码着书，一直码到窗前，码到窗台，遮去了大半个窗子。墙的另一面，有张写字台，上有台灯，有墨水，有笔筒，有书，有在开的稿子。稿子有多大，写稿人的空间就有多大。稿子被夹在两摞书的中间。稿子上有字，有笔，是写稿的地方，但我疑心怎么写？他是悬腕作文吧！桌前有把小椅子，椅子与桌子的距离正好是人的背胸的厚度。椅子的两条后腿被埋在书籍里，固定了它的位置，既不能后挪，也不能前靠。我眼前出现谢学锦伏案写作的模样，除了头可以自由晃动，一手可以自由运作，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牢牢固定了。他将永远取正襟危坐的姿势，这与他的幽默不太相称。或许，这就是一种幽默，科学家的幽默。或许，正是这份幽默成就了他，他的许多令世界“震惊”的论说就是以这种姿势、这份幽默完成的。这是古代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现代版本……
此后，我在物化探研究所的院子里偶尔与他相遇，我装着不认识他，擦身而过。他的忘心一向大。他早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我感谢这份忘性。我依然不想结识他，不想进入他的生活，那里有我太多的不理解，太多的困惑和恐慌……我见到的他，永远是匆匆的脚步，手里永远提着一个精致的公文包，而且永远是衣着整齐，清爽利落，皮鞋锃亮，头发妥帖，穿西装必打领带，穿猎装必须宽宽松松……
突然有一天，我的上司给我一个任务：采写谢氏父子。我一向不喜欢遵命写作，这回，却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对谢学锦的第一次采访是旁听了他们一个会，我的笔记本上疏疏落落地记着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包括谢学锦的一些调侃和反讽；哥本哈根。他们老是想水系沉积物。我提出泛滥平原沉积物，我手头有雄厚的水系沉积物资料。两派争沦不休。我抛出了一颗炸弹。两派目瞪口呆，啧啧称奇，一片欢呼。英国有个奥普尔吃饭时对我说，谢，我对你感到嫉妒。独联体。他们的分析实验不行，他们搞繁琐哲学。我们有机可乘，打出去，赚他们的钱。卢布现在不值钱，把汽车搞来，在我们国内倒卖。在苏联，应该说前苏联要办好事，得把我们中国的办法拿去，请客送礼，搞点腐败。欧洲也开始行动了，他们也要学我们。超低密度全球采样，我们是第一家，也是搞得最好的一家，最完善最系统。他们想跟我们合作。跟欧共体合作，地矿部国际司也很有兴趣。请诸位注意这个化学定时炸弹的事，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事又一次领先时界。……我在化学定时炸弹几个字下划了两边线，线下还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以后我请教谢学锦，他解释说，所谓化学定时炸弹，指的是工业时代化学物质对土壤不断的侵扰和积累。土壤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土壤便要反过来惩罚现代工业惩罚人类。那时，大片的森林将死去，草原不再长草，农田不再生长庄稼。后果不堪设想。土壤承受能力的那个限度就是化学炸弹的那个定时器。不预测，不监控，不防患于未然，化学定时炸弹一经“爆炸”，比人类已经明了了的那种核冬天一点也不逊色，后果的严重令人不寒而栗了。
对核炸弹、人口炸弹，人类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在艰难地采取对策。对这颗化学定时炸弹，知道的人还很少很少；然而，它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地向在我们步步进逼。已经出现过大片森林死亡，大片农田绝收的例子，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啊！好在，有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好在看到这个危险的人已在行动。早在几年前，谢学锦就开始奔走，呼吁，在会上慷慨陈词，在刊物上多次著文。而现在，第一支监控队伍还在这间办公室里组建，不久就要登程。他们是人类关于那颗炸弹的第一支预警人员。望着他们，我心里为他们祝福了，祝他们一路平安；我也为地球祝福了，祝它青春常在……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普通得就像别的地方太阳正在升起，别的地方婴儿正在降生，普通得就像别的某个地方灯正红，酒正绿……
几天以后，谢学锦去了新疆，我追踪而去，于是，便有了我与他在同一间招待所一住数日的难得的经历。我的采访，也变得无拘无束了。谈起他的父亲，谢学锦陷入沉思。
从一九二０年谢家荣学成回国定居北京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北京沦陷谢家荣离开北京的十七年间，是谢家荣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以其丰富的野外实践，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而那些年在历史上常称作“整个中国已经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头。谢家荣有书桌，他的书桌平静么？谢学锦说：那儿年，父亲订了一份英国人办的报。英文报比中文报对时局的报道客观些，消息也多。父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报纸一来，他什么也不干，光看报。遇到不好的消息，他把报纸一扔，转入书房，去写作了，饭也不吃。那时，谁也不敢叫他吃饭。有的时候，他写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又夹着书包，去大学上课了。谢家荣一生都未介入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生无党无派，一生没有政治劣迹，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劣迹可言。也许，这没有劣迹本身就是劣迹。他有过学术头衔，出任过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弄清政治为何物。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出任过两届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长，两届秘书长，他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地质学会创建于一九二九年，是中国诸多自然科学学会创建最早的一个。
他当过国民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当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的负责人。一九四九年以后地质部成立以前出任过全国地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成立后，他出任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频繁与尖锐，他每况愈下，到他死前，他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一直保留给他的是两个头衔，一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了），二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当右派后，这两个头衔也没被取消。令谢学锦哭笑不得的是，谢学锦现在在北京的住房，还是以他父亲的名义通过全国政协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来的。以保存谢家荣这位前政协委员的藏书为由，谢学锦的居室被无数书籍占据空间便毫不奇怪了。
谢学锦的高中读了三个地方：上海、昆明、云南昭通。
谢学锦从小就难以适应学校那套刻板的教育。他喜欢的是自由地读书，自由地交谈，自由地思考。他喜欢散漫，喜欢浪漫，喜欢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想想心事，喜欢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无所事事。就其本性而言他倾向文学，他读过无数中外名著。外国名著大都读的是原版。他在上海休学的那年，读了一提箱英文小说。他外祖父家这类书很多。他离开北平时，专门从外祖父那里要了一提箱英文小说。他在课堂里并没有好好读英文，他却会有滋有味地读英文小说，而且是在初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对外文的那份悟性他自认为得力于他对文学的那份倾心。如果当时让他选择，他会选择文学，选择诗的……在我看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诗。严谨得令人肃然的科学，在他那里，在与他一起经过长久跋涉、积蓄和升华，最后变成为诗，诗的灵感，诗的境界，诗的自由。他带的研究生里一位叫王学求的年轻学者就对我说过：“谢先生思维速度之快，我们年轻人也赶不上。这几年，他几乎是凭着灵感，在拓宽、在占领一个又一个勘查地球化学的新领域和制高点。”所谓灵感，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更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它不过是创造力的冲动和爆发，是灵性悟性的闪光，是探险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发现了目标物，是厚积薄发，是天人合一时刻人与自然的协奏。艺术的创造是如此，科学的发现也是如此。谢学锦不减的童心，他对神秘世界的热情，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始终如一的坚韧不拔，他对人格的尊重和内心自由的尊重，他对一类事必须的迟钝，对另一类事必须的敏锐，不仅来自他少年时代诗的熏陶，更来自他日后科学的训练。诗与科学，在他那里浑然天成，烨烨生辉，于是，科学便不仅仅是一项事业，一种生产力，更是一种审美了。他一旦进入这个审美世界，在他的身上，便不再是匠气社会的不公，乃至政治上受到的伤害，都对他无能为力了
谢学锦在昭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当时已内迁到贵州省的浙江大学的物理系。此前此后的好长一段时日，谢家荣的探矿工程处就设在昭通，而且是昭通县城附近的一座庙里。谢学锦读中学时是常来这座庙的。庙宇虽破，但神塑依旧，香炉依然，庙的墙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地图与图表，庙的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仪表、器材，还有一处辟作实验室。这是试剂和试管的世界，一阵阵发出的化学试剂的气味，取代了香火的气味，不知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像作何感叹。有一张神案，成为谢家荣的办公桌，他那个时期写的许多地质报告和地学论文就是在这张神案上完成的。于是，在他许多助手的心目中，他的这些论文与报告，便也有了神圣性。谢学锦记得，他第一次看到父亲在庙里写作时，心里升起的是一种庄严感，何等的庄严！这庄严不仅仅来自那个小环境，更来自抗日那个大环境。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科学、实业……这个选择，是以牺牲他个人的艺术爱好为代价的。这是在战时，战争使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战争使人净化，这种净化通向的却正是他所渴慕的那个艺术世界。
他本来是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然而，一件震惊全校乃至全国的大事发生了，他的“好好学习”的梦也随之破灭。
一则消息传到了永兴场，传进了浙大学生的耳朵：
香港沦陷前夕，无数爱国人士将落入日寇之手，成为“人质”。国民政府要员孔祥熙派专机去香港接人，但接回的是他家的二小姐和二小姐的一条爱犬！孔二小姐和她的爱犬平安地风光地回到了陪都重庆。这就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所期所盼么？这就是国民政府送给无数死难者和将来的死难者的抗战到底的旦旦誓言么？
偏僻的小小的永新场愤怒了，这愤怒与全国的愤怒连成一气，连成一片！
学潮爆发，抗议的通电发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孔祥熙！
“五四”时就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行动，打的是孔老二。抗战时候，孔老二变成了孔祥熙和他的孔二小姐和孔二小姐的狗。
谢学锦在倒孔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不仅参加抗议游行，参加罢课，以后又参加学生自治会，他当了膳食委员会委员长。他参加学生自发组织的读书会，读进步的文学作品，还练习写作。与倒孔运动一同来的自然有国民党的对学生的压制与迫害。他们的读书会便设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尼姑庵内。他参加学生剧团演出。以后，又搞了个“宫廷政变”，把三青团员一一排除，他当了剧团团长，与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一个剧团，一个歌咏队分庭抗礼，专演进步剧。他还泡茶馆，有时一泡一天，不把国民党党部的训政、训导、训令放在眼里，悠哉游哉，愤世嫉俗，还有名士风度。他们还搞诗歌朗诵会，时事报告会，营火晚会，化妆晚会，附近的老乡都来看，有的走几十里路赶来看。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浙大遵义的校本部首先行动，通电国民政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成立联合政府。永新场的那部分浙大那时已迁至湄潭。湄潭方面，三青团势力很大，在是否支持、响应校本部的通电上发生了激烈斗争。学生自治会在整夜开会，争论激烈，不分高下。谢学锦是自治会的常委，是最激烈的拥毛反蒋中的一位。他和几位志。向相同的常委一合计，决定组织一个辩论团，辩论团还设主席团，谢学锦与一女同学轮流担任主席，轮流与三青团把持的自治会辩论，一连辩论了三天，搞车轮战（搞车轮战也是传统，陆文龙和金兀术就搞过车轮战），辩论战终于获得了一个全校搞“公民”投票的让步，但不是全校一同表决，自治会只同意分层表决，一个班、一个系的表决。谢学锦马上出动，把他剧团的人马召集起来，投入最后冲刺。剧团那些演员在学校里都是名人，很有号召力，那时也有追星族。班、系的表决汇总上来，一统计，学校国民党党部慌了手脚，派人调查，派人恐吓，但大局已无法改变！通电遵义校本部，通电毛泽东，通电蒋介石：支持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谢学锦一时成为学运领袖，大红大紫。接着而来的是接到写满恫吓和威胁的匿名信：
限你十天出境。——铁血除奸团
如何走？往哪里走？谢学锦一时方寸大乱。况且，走得掉么？说不定中统已经作好安排。只待他离开学校，扳机就会扣响……
也巧，一天，有辆汽车路过湄潭。谢学锦两眼一亮，父亲单位的！
那时，谢家荣的探矿工程处已搬去了重庆。这辆车就是辆搬家的车。
谢学锦爬上了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湄潭，离开了浙大，离开了一份黑名单张的网。
谢学锦在浙大读书四年，三年物理，一年化学，读化学是插班。再过一年，他就可获得浙大的学位证了，但他没有获得。
他说，浙大是所好学校，好就好在它允许学生泡茶馆。他说，他泡茶馆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
据说，在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里，浙大出身的居诸校之首。中科院学部委员与泡茶馆有什么关系？我问谢学锦。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的采访是从我们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一个晚上开始的。白天他没空，他急着要看资料，要写作。晚上，我摆开了架势，他突然变得十分拘谨。他说，他过去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从没紧张过，他们要他介绍的仅仅是他的工作，而我，要的是生活，是人生故事。他说他最大的故事便是一生无故事。我说，你随便聊聊吧。我把笔与记事本丢到一边。他轻松了，他转身拿了一个小洋铁罐，问：你爱喝茶吗？我说很爱，他摇摇那洋铁罐，说，这茶是一位英国朋友送的，叫爵士茶。他说这茶他怎么也喝不出什么味，比贵州永新场、湄潭的茶差远了。于是，便有了他在浙大泡茶馆的回忆。当他正说在浙大泡茶馆的时候，我一口一口喝着英国茶。那茶里有一股香味，像是掺了花露水或珍珠霜似的，我喝不习惯，但为了爵士爵士，也为了与浙大的茶馆相呼应，还是一口一口地喝。他也一口一口地喝起来。当我们突然同时说，这茶不好喝时，我们笑了，笑得非常愉快，我们有了默契和信任。他适时地给我提出要求，作记录。他声明说，他没有可能一件事给我说两次。以后，我的采访变成了一次次漫游，无拘无束的漫游。我并不特别提什么问题。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的，绝不追问。比如，在后来，我发现他在他父亲谢家荣先生的死上，他隐瞒了什么，我也不追问，更不点破。我把此文的写作，也定在这个调子上；能写多少算多少，能写什么算什么。后来，当写作开始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犯了个错误，我疏漏的地方太多了，很难构成谢氏父子完整的人生，而谢学锦已经没有时间再接待我了。我几次找他，他都用“对不起”把我打发了。他从新疆返回后，也的确是忙，忙得一塌糊涂。我便失去了自信，又不能不写，便在结构上用点心或说取巧了。我能坚持的只有一条；不知为不知，不求完整，只求顺畅，能读得下去。不歪曲，也不拔高，不杜撰，不虚构……
我们住的那间房子有三张床，我们进来时，已经住了一个人，也是地质系统的，来自四川，来新疆寻求商业机会的。他的商业属高科技。头天晚上，他的来客很稠。第二夫晚上，来的人少了。第三天晚上，他干脆加入了我的采访，插话，笑，而且还是大笑，而且喧宾夺主。第四天晚上，他把他的头头请来了，是位教授，这位教授便请谢学锦给他们公司当顾问。谢学锦说，当顾问的事以后再说，你能不能先借给我点钱？我的旅费吃紧了，原以为马上就可以去吐哈与克拉玛依的，哪知，那边的评审会后推了。他们也爽快，给谢学锦拿来了钱。这位四川人这才恍然：我一直纳闷来着，谢先生您怎么住这种房间，原来你口袋里没钱！谢学锦一点不露羞愧：“无钱一身轻！”
那间房子的温度很难上去，暖气烧得挺旺，但窗扇与窗框合缝不严，一起风，窗子摇晃，房子也似乎跟着摇晃，还嘎嘎作响。而那些天，又似乎很少不起风。头一晚，谢学锦在被子上压上了他的那件俄式大衣，那大衣是他两年前在莫斯科买的，他说便宜得像白送。大衣很厚重，一个晚上下来，他的骨头都被压酸了。第二天晚上。他找服务员加床被子，服务员说管库房的下班了，没办法取。我便敲开另外的房间，见有空床，偷了床被子过来，明告谢学锦：偷来的！谢学锦说：你还有这手？我说，小小不言。他说，以后他也得学，但又担心被抓了怎么办。太冷，我们就钻进被子，继续我们的访谈。我也不作记录了，我寄希望于我的脑子。谢学锦说，他对他的脑子很有自信，凡是他愿意记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过耳不忘。人的脑子应当有选择，什么该记，什么不该记，不然人的脑子会变成一锅粥的。他记文献的能力极强，对看地图、看资料，眼睛一眨，全都收录了。他家有台录相机，至今他不会用，那无数开关令他眼花缭乱。他看电影，看到结尾还分不清谁是好人坏人，以后干脆不看。他经常出国，没看过一部外国电影。他说，有一次，我给女儿打电话，电话挂通了，是女儿的一位女同事接的，她问我找谁。我说找小谢。她说哪个小谢？我们这有几个小谢。当时，我怎么也记不起女儿的名字了。她提醒我是不是找谢渊洁？我说是。我女儿来接电话了。她告诉我那位女同事找她来接电话时说，有一个人打电话找你，大概和你不熟，连你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我说，他是我父亲，于是大家哄堂大笑了。
谢学锦到重庆后，与父母住到了一起。那时，矿产测勘处有自己一栋小楼，小楼在重庆大学里。谢学锦找了份工作，进入小龙坎油料厂。不久，他进入重庆大学，接着读他的化学，作他的毕业论文。他总得有个学位啊！谢家荣的朋友俞建璋，是位古生物学家，是重大的教务长，也是学校国民党的书记长和训导主任，按说是个不拆不扣的顽固派了，当然这仅仅是“按说”。他不是顽固派，更不是特务，他不害怕学生，甚至不害怕上了黑名单的学生。他知道谢学锦上过浙大的黑名单，但他接受了他，让他进入重大，还允许他一边读书一边去油料厂干活挣钱。这段往事是谢学锦第一次向外披露，如果早披露四十年，他的头上可能要多一顶“特务”帽子了。
不久，谢家荣、吴镜侬带着三个孩子和矿产测勘处一同迁往南京，去了当时的首都。那时他们叫“复员”。老二谢恒在成都读大学，在风起云涌的学潮里，正一步一步走向共产党。
父母走了，矿产测勘处那栋小楼成了谢学锦一个人的“行宫”。他晚上去油料厂干几个小时的活，白天去重大读他的化学。他被告知，不可出风头，浙大的黑名单并没有作废。那一段日子，他也不想出什么风头，他在汕料厂搞的是与化学有关的技术工作，发现自己很不内行，欠缺得实在太多了，他只想在重大的最后一年里认真学点知识，以免日后讨不到饭吃。但不出两个月，他又沉不住气了。重大的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占有优势，学潮如火如荼，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不仅极有战斗性，而且很富人情味。有位叫张现华的学运领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谢学锦在浙大的表现，找上门来，把他引为同志。没几天，谢学锦就操起家伙干起来。这个“家伙”就是他的演讲的本领。在大庭广众之间，他的演说极具煽动性，满场喝彩，掌声频起。他恰恰是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抽身而出，悄悄溜走，既保持了演讲的余音余味，又使他保持了神秘——特务们不知何时下了！谢学锦曾叮嘱过张现华，千万不能在散场时离开，不然，脱身就难了。后来，张现华被捕了，谢学锦一听说张现华被捕的消息，马上离开了小龙坎那幢房子。那房子在一段时间成了重大地下党开会的地方。那里有油印机，有印好的传单，想转移这些东西已来不及了。几天以后，谢学锦溜回房子，发现那些东西还在。张现华没有出卖同志。
一九四七年，谢恒从成都来到重庆，找到谢学锦，说她要投奔解放区，她已弄到红岩村的地址。谢学棉二话没说，带着妹妹上了路，一直把她送进八路军办事处。
就在这年，谢学锦重大毕业了。
吴镜侬写来信，嘱谢学锦速回南京。谢家荣即将出国开一个学术会议，她已给谢家荣说妥，带谢学锦出国、然后让谢学锦留在国外读书。她最最担心的是卷入政治，为此，她夙夜难眠……
他回信给母亲，他不卷入政治，遂了她的愿，也不出国留学，也遂遂自己的愿吧！母亲你尽可放心，我会来南京的，但不是现在……
他背着个小行李卷儿，开始了几个月的漫游：云、贵、川，多好的山川啊！他去了贵州的永新场，山河依旧，校去人空，再见了，浙大！再见了，风流倜傥、热血沸腾的学生生涯！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到十二月，中国民航有多架飞机被歹徒劫持去台湾，一次被制服，未遂。
劫持去台湾的事在国民党从大陆逃跑的一九四九年发生得更为频繁，许多学者、专家、教授就是被劫持离开大陆去了台湾的。那时的劫持者不是零星的歹徒，而是国民党政要。这个劫持令是在胡适对谢家荣的劝说失败后下达的。谢家荣闻风而藏，劫持未遂。一生未曾介入国共两党斗争的谢家荣在一九四九年突然关心起国共两党的斗争来。他作出了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迎接他生命的真正春天。他的抉择，与他有一儿一女在解放军里有关，与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走进他家的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关，与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扑时的大屠杀有关，与内战开始后国民党的腐败和高通货膨胀有关，也与谢学锦对他的灌输有关。但最为关键的是：他崇尚自由、民主、正义与崇高，崇尚国富、民强，崇尚科学家对科学的执著与梦想。而这一切，都与未来的新中国紧紧相连，他的梦想不再是梦想。他留下来了。
在陈诚下令劫持他去台湾之前，新西兰有个国际学术会议，他是被邀参加会议的四个中国科学家之一。那时，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害怕出去后在外面被劫持，没有登上飞机。已经在南京的谢学锦是他在“这个时候出国开会”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吴镜侬那时不仅希望谢家荣出去开会，还希望同谢学锦一起搭机离去，吴镜侬的希望在他们父子俩的“合谋”下再次落空。
谢学锦在云贵川漫游之后，来到了南京。他很兴奋，他情绪高昂。他在浦口找了份工作，进入当时的一家大工厂：南京永厉钅亚化工厂，他在那里担任技术员。浦口与南京一江之隔，他每个周日都要回到父母家中，去作思想灌输。他告诉父亲：胜利在望，中国复兴在望。
解放军渡江前夕，谢学锦离开了记厉钅亚厂，与矿测处听有成员结成了一体。那时，国民政府在全线撤退，时有某某被“劫持”的传闻，时有某某机关的资料、档案被劫持送走的消息。于是，他们把测助处珍贵的地质资料、标本、仪器偷偷装箱，运到一个美军弃置了的仓库，那仓库很厚实，不怕炸弹，不怕水淹。他们做得人不知，鬼不觉。他们冒着危险，保护他们多年的辛劳与血汗，保护未来新中国的地质事业。他们防范国民党太严密，干得偷偷摸摸，就是单位里也仅有一部分人知道内情，而在不知内情的那部分人里，以后出了一个揭发者；谢家荣把黄金用汽车偷运走了——这个揭发者就是后来的“三反”运动中的一个打虎队队员。一汽车黄金，天哪！谢家荣和矿测处的同事，还有外来的谢学锦，日夜守卫着他们那个机关，扛着木棍，拿着电筒，轮班巡夜。有人回忆说：风声特别紧的那几夭，谢家荣的头上一下子长出了许多白头发。他怕极了，好像那些价值连城的地质资料马上就会失去似的。
谢家荣的头发没有更多的发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了。他们迎来了解放，迎来了胜利。谢家荣也走上了街头，跻身无数市民的行列，欢呼胜利。——顺便说说，这是他一生里唯一的一次自觉的“街头政治”行为。另一次“街头政治”行为不是自觉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揪上街头示众。
不久，万里、孙冶方接见了谢家荣，对他留下建设新中国深表欢迎，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找矿成果表示了高度的兴趣和赞赏乃至敬意。后来，陈毅对他说，前委书记邓小平知道你呢，知道你在淮南煤矿的作为！邓小平、陈毅前不久才在淮海打了一个大仗，他们怎能不知道淮南煤矿！陈毅是挥师上海前夕召见谢家荣的，而且请谢家荣随他离开了南京，去了他的指挥部，后来又一同进军上海。陈毅不愧是大政治家。谢家荣在上海满面春风的出现。使不少心存恐惧和犹疑的学者、教授，疑云顿开。在中国的学人里，谢家荣曾以无党无派著称。这个无党无派的学人不仅以他的学问、著作令人佩服，更以他的人品，他当年拒绝日伪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令国人感佩！抗日艰难时期他坚持科学事业，坚持地质找矿，不仅成就卓著，而且给国人传达的是一个不甘沉沦的民族大难时节永远挺拔着的一副脊梁骨呢！在上海，他的出现就是一个象征。学人相信他，相信他脸上激荡的春风来自他的内心，不是强贴上去的，他不是一份传单。
有一天，谢学锦去南京的一个大剧场参加一个报告会，听会的人很多，大都是当地地下党的成员、进步分子和南下干部。会议散场，出口很挤，七挤八挤，竟挤出了一个妹妹。谢学锦惊奇地发现了谢恒。身着解放军制服胸佩解放军符号的谢恒在谢学锦的欢叫声中也认出了哥哥……
谢恒是来南京参与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一位相貌、学识、人品都令吴镜侬满意的年轻革命家——她当时把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一概看成革命家来着。终于，苦尽甘来，阖家团圆。撇开女儿“革命家”的身分不说，作为人妻人母，她理应高兴。《中国科技史料》季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的封三刊登了谢家荣的专版照片，一共四张，第一张便是谢家荣与夫人及子女一九四九年摄于南京的全家福，想是他们家那次团圆的纪念了。照片上的谢恒，看上去像个中学生，全然没有革命家的气派。她身着便装，面带微笑，少女的微笑，既单纯又满含憧憬。她身边站着谢学锦，谢学锦没有笑，却也显得单纯，已脱尽孩子气，是个成熟的青年了，依然是西装、领带、洁白的衬衣领子，眼光炯炯。模样英俊，英俊得令人想起画报上的电影明星。谢家荣和吴镜侬并排前坐。吴镜侬的笑意最为明显，而本当比她更高兴的谢家荣眸子里却有一份忧郁。这份忧郁使他的整个脸面显得格外凝重、庄严。他时值中年，如日跃中天，学业有成事业有成的智者即使眼睛里不含一丝忧郁，也会给人一种凝重和庄严的。谢家荣照片上的那份忧郁，或者可以称作是智者的忧郁吧。智慧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未被权、钱异化的智慧更是一种深层的痛苦了。智者在追求和开发智慧的同时不期然也追求和开发着痛苦，最后他们还得与痛苦认同与痛苦浑然一体呢。他们中的幸运者在告别人世以后，他们的痛苦又不期然成为一盏灯或一只萤火虫，照耀或闪烁在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跨步前行的路上。谢家荣的忧郁与他获得的新生感一点不相悖，他工作得更加虎虎有生气。从上海回到南京，他变了个样。每天处理矿测处的公务只花一个小时，其他时间他就做他的学问，搞他的研究，跑他的野外。去年，他派出了九个队，赴江苏江宁、栖霞山、宁镇山脉；安徽当涂、淮南、铜陵；山东招北、掖县、莱县，翌年（一九五０年）他派出十二个队，赴东北鞍山、本溪、夹皮沟、老牛沟；淮南八公山、定远；鲁南新蒙；安庆以北；胶东东西两部；南京附近。并且拿下八公山新煤田的十亿吨储量。一九五０年元月，他还创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地质探矿专科学校，招收学生一百多人。几十年过去了，这批人现在担任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教授、副教授的、已不下数十人。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的王文广说：“谢先生办学有个突出特点：地质为找矿服务。务使学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切为了找矿，必须具备自己的找矿手段。然而，在我国地质工作中，直至六七十年代，人们还在为‘钻探为纲’的错误进行讨论。相比之下，愈加表现出谢先生在解放初期就具有‘地质为找矿服务’这一指导思想是多么可贵。”王文广还说：“现在可能还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真解决好。”这不奇怪，就全国而言，现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也并不能说都解决好了。然而，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夜晚，在肆虐的寒风使夜色变得更加稠密的对候，年近古稀的谢学锦却在批评他的父亲。他用的依然是低沉柔和的嗓音。他说：“父亲一生犯了几个大错误，有些本来可以不犯的。比如，他跟苏联专家的关系。他认为他们中的某些人水平低，却以老大自居，瞎指挥等。从技术学术上讲，他是对的，我也碰到过苏联专家的瞎指挥；从政治上讲，他是错误的，当时中苏团结是压倒一切的。为此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的成为右派，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比如，他和李四光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他跟李四光早年共过事，一先一后都当过北大地质系的系主任。两人一辈子也没当面争吵过。他对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很尊重，但他说李根本不懂找矿。李四光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回国了，如果他有点政治头脑，他就应当高兴，起码，也不应当怠慢于人。李四光回国之后受到重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却表示担心。他就对我说过，他连矿也不认识呀！李四光到了南京，他不去看他，结果，反倒是李四光来我们家看他，当时我在座，我至今记得那不冷不热，不尴不尬的场面，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四光的学生孙殿卿先生。再比如，一九五０年九月，政务院通过成立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副主任。他却不去北京上任，他竟像顽皮的孩子一般，把他副主任的牌子钉在南京矿测处他的办公室门上，后来，西北的习仲勋邀他去西安，他竟极为动心。说到底，他不想在李四光手下工作。后来还是南京的柯庆施专门找他谈话，他才去北京赴任的。但已造成影响了，这影响究竟有多大，只有天知道了。”
文学理论里有个很传统也很经典的观点：任何悲剧都是性格的悲剧。
谢家荣五十岁的时候（一九四八年），有不少人为他祝寿。写过许多诗文，有些还公开发表了。
有诗云：
赤日丽中天。称觞五十年。
珠玑嘘累几，桃李植盈千。
倚马惊才捷，屠龙叹技全。
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
——南延宗：《季骅师五十祝词》
谢家荣九十岁的时候（一九八八年），北京开了他的纪念会，不少人为此写过诗文，有些还公开发表了。
有诗云：
精研地矿一生专，当代学人难比肩。
探赜寻幽发奇绩，旁搜远绍越尖端。
是非颠倒遭横议，抑郁萦怀下永年。
明镜高悬清若水，回思往事泪潸然。
——谢树英；《追悼季骅兄》
谢家荣又名谢季骅。
四十年里，物换星移，天翻地覆，不移不换，不翻不覆的是人们对谢家荣的崇敬。
在我能搜集到的出版物里，无论是前四十年还是后四十年，为谢家荣写文章最多的数殷维翰。在我和谢学锦的访谈里，殷维翰的名字也多次出现。
从新疆回来后，我两次拜访殷维翰。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南京新华日报在头版二条发表了一则消息：“本市大专学校文化科学机关联合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消息说；。“殷继翰贪污、盗窃数字甚大，情节严重，拒不坦白，当场宣布予以逮捕法办。”消息还说：“大会在进行过程中，群众对贪污犯表示了无比的愤怒，当贪污犯殷维翰顽固狡赖之际，他的妻妹王定文带着贪污犯殷维翰的一大包赃物，走上台去检举殷维翰。她说；‘在三反期内，贪污犯殷维翰企图遮掩人民的耳目，把一贯贪污来的赃物的一部分，拿到她家里去隐藏。她当场把一大包赃物打开，一件件地拿起来给群众看，其中有美钞、银元、金块、金戒指、金链子……等。她指着贪污犯的鼻子说：‘你这个贪污犯还狡赖得过去吗？’王定文的检举，揭露了大贪污犯殷维翰的丑恶面目，全场群众高呼要求政府严办大贪污犯殷维翰。”
三十年后，这位叫王定文的妻妹给殷维翰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他当作她迟到的证词转给殷维翰的上级部门。这是一封字字带血声声含悲的信，它揭露的不仅仅是当年的打虎队对她的逼供信，强拉她上台诬告自己的姐夫的种种卑劣，而且还有她自己的悔恨。三十年来，她没有一天轻松过，她在毁灭姐夫的同时也毁灭了她自己……
殷维翰先生八十有二了，住北京北礼士路一座塔楼的底层，两室一厅。
殷维翰的两个女儿早已成家另住。对那两室一厅，老俩口已很满足。从他家的摆设看，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没有一样入时的东西，桌、椅、柜之类看似五十年代的样式，唯一和现代生活挂钩的只有一部彩电。房子抬整得十分清爽、整齐、疏落有致。在一书架的最上一格，一溜排着殷维翰的著作，有二十来部。他已年过八十，依然笔耕不止，撰写地学方面的科普作品，写友人的纪念文章，也为这会那会这书那书写发言稿写词条。殷维翰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脸上的肌肉一点不松垮，而且泛着熠熠的红光。他的牙齿也结实，且白。他的眼睛一点不昏花，黑黑白白。他说话声音不高，却说一会儿停一会儿，不是要搜寻记忆，而是让心脏休息休息。这是他的老伴王定权给他定的规矩，他很守这个规矩。后来他向我解释；他妻担心他回忆往事大动感情，引发心脏病，于己于人都不好。他作这番解释时，他目光和声音的诚挚几乎让我置身于纯粹的童话世界。他不嗜烟酒，却有烟有酒供客人挑选，但没有一样是名牌。我去拜访他时，他正在写一篇纪念王植的文章。王植生前是山西地矿局的总工程师，十年前去世的。王植也是当年测勘处的老人，在那次“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在乌鲁木齐的那间招待所里，谢学锦对我讲过王植。说的是有一天谢学锦在玄武湖边碰到王植，那天天气很好，一点不冷，王植却穿着件呢子大衣在湖边走来走去。谢学锦问：“你干吗穿大衣走来走去？”王植说：“今天太阳好，我穿出来晒晒它，走来走去可以加快空气的流动。”他的迂可见一斑了，但迂得很科学，很出味。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王植也奉谢家荣之命，为测勘处捣腾过银元，“三反”中他自然也是重点。他跟殷维翰不同，殷维翰是死不交待，顽抗到底，直至入狱。王植是交待的，但交待过后马上翻案。有人说拳头落下时他交待，拳头收回去后他翻供。他被关过一阵，不是关大狱，是单位的隔离室。他在隔离室里经常唱歌。唱革命歌曲，唱得很纯情。弄得打虎队员们束手无策，制止和允许似乎都犯禁。现在依然健在的中科院院士郭文魁也是谢家荣的老部属，也这么关过。但他不唱歌，他的凛然正气，尽人皆知，这就是他无声的歌。谢学锦到测助处报到后，干的是化验。那个化验室是当时中国地质部门最好的一间化验室，设备先进，技术也拔尖。这几年的化验工作对谢学锦是一个好的训练。日后，中国地球化学的分析能走在世界前列，与这间化验室不无关系。“三反”开始后，谢学锦一见测勘处被列为重点，大吃一惊了。谢学锦估计这是冲着他父亲谢家荣来的。谢家荣当时已去北京就任，而且正“甩开膀子”大干着。当时他不仅是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还兼任计计划处长。主任是李四光。这个“计划处长”于他很重要，他可以独当一面扎扎实实干事。“三反”运动时北京没有惊动他，他也装着不知道南京已“后院起火”。谢学锦在整个运动中没给他写过一封信，怕被人称作“通风报信”。
在“三反”运动开展的前几个月，谢学锦做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已载入史册：中国勘查地球化学的首例探矿实验。中国的勘查地球化学今天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地质找矿上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果，而且在理论、技术、方法各个领域均居领先世界地位，不能不说与当年的“首例”实验有关。
殷维翰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这么写那次“首例”实验的：
化探的发展大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挪威地质学家Vogt即已进行了试验。然而，在我国，直到解放前夕，知道的人还很少，更不用说对它的重视和应用了。谢先生（指谢家荣，下同——引者注）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看到当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地质》（第44卷第1号）上有一篇H．E．Hawkes《地球化学探矿》的文章摘要，提到用有系统的化学分析方法去分析研究土壤、植物和水中的元素可以做为探矿的线索，同时为了适用野外应用，还得研究各种迅捷、简单而反应灵敏的微化分析方法。谢先生当时虽然尚未见到原文，但他已经敏锐地感到它对探矿的重要性了。
一九五０年，谢先生首先派谢学锦、张佩桦同志去安徽安庆月山根据几条剖面系统地采集土壤、岩石试样进行分析。翌年秋，谢学锦又和徐邦梁同志再去月山，当时正好在铜矿区域内有一种植物生长得特别茂盛，极其惹人注目。经过分析，发现其含铜量异常。这种植物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和浙西一带，特别在铜矿区附近，尤其在古代炼碴和废石堆上长势特盛。经鉴定后，确定名为海州香薷。据说海州香薷最早系由孙雄才在江苏海州清朝铜元局内发现的，所以现在它的外文学名是Eischole－giaHaichowensisSun，它被认为是一种“喜铜”植物，故一般称之为“铜草”。这是我国用科学方法正式发现的第一种铜矿的指示植物（也是第一种找矿的指示植物）。这种植物在安徽铜官山，湖北大冶、阳新等地铜矿区也都得到验证。
谢学锦、徐邦梁月山考察、实验归来后，合写了一篇题为《铜矿指示植物海州香薷》（两年后发表，载《地质学报》第三十二卷第四期，一九五三年），此文是中国化探的开山工作。谢学锦也因此文及他后来的大量论著及实践，成为中国化探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徐邦梁后来于另外的工作去了，没有继续他的化探事业。不然，他和谢学锦将同样被称为中国化探事业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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